第三辑

到这位朴素的大姐就是《原动力》的作者。她和路翎寒暄后就走到我们面前来，我报名说：“我叫邓友梅。”她笑道：“小鬼嘛！你批评武训传的文章，可老气横秋的……”

在沈阳她先做主人招待我们，然后也参加了我们创作组一道去大连写作。并且担任了临时支部的委员。但她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来一个10多岁既活泼又腼腆的小姑娘。我们问她叫什么？她小声说叫“娜佳”，我觉得是个苏联式的名字。休息时大家就逗小姑娘玩，她的出现给我们组增加了快乐气氛。但草明带着孩子，显然她比我们要辛苦得多。背后大家都为她的拼搏精神感动。

从这时起，开始了我和草明同志半个世纪的交往。1962年她在鞍钢挂职，我以摘帽右派的身份调到了鞍山，她特地约我到她家相会，去之前她还特意收拾了一下房间，把她收藏的各种贝壳摆出来供我欣赏。谈话中她关切地指出我要注意的问题又给了我不少鼓励。过了两年她调到北京文联工作了，她听说我来北京探亲，又特意找来北京人艺《茶馆》的戏票请我和陈淼看戏。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后，我也调回北京文联工作，头一天去报到就碰见了她，她说：“《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我都看了，姜还是老的辣哟。”我说“再老也老不过您去吧？”她哈哈大笑，然后真诚的说：“你总算熬到出头之日了，以后别的事少管，好好写点东西吧。”80年代中，我们又先后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家也搬到了一个楼上，成了邻居。常见到有一位中年女士全身心陪伴她，照顾草明工作，使她毫无顾虑的全心投入工作。过了好久，有次和这女士闲谈起来，才知道就是50年前和我们一道在大连玩耍的那个小姑娘。名字叫“纳嘉”，不是“娜佳”，纯粹中国名字。

半个世纪相处，我对草明同志的印象一言可蔽之：这是位文化界的“红色娘子军”。

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文学创作中。而且是绝对严格地依照毛**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长期地五条件地深入到火热斗争中去。长期任职在工业建设第一线，熟悉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热情表现他们的业绩和人格，表现她们的生活和感情。《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这些真正来自生活第一线的文学作品，一部接一部出台，几乎与现实生活中的工业发展同步前进。只看名字就可意会到中国工业的阶段性。直到晚年，她焦虑的仍是写作。去年作协领导听说她身体欠佳，前来探望，坐了好久，她反复只说一句话：“我现在写东西有困难，我难过……”

草明同志出身于工人，又是老党员，她对党和劳动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她从鞍山调北京时，全国经济刚脱离“三年困难时期”，她的生活也很艰苦。可是她在动身之前，把半生积下的几千元稿费全部从银行取出交了党费。我和她一起访问日本时，有次在京都，我们去瞻仰周总理诗碑。从平城京乘木船，由船夫手划木桨，沿保津川顺流而下，这一路山南水深，石多浪急，十分惊险，船夫们的拼搏精神令人起敬。下船后文友们互相结伴拍照。草明却坦率地向主人提出个要求：“我想跟船夫一块拍个照，我最喜欢劳动人民。”船夫听了异常感动，马上登岸来和她握手拍照……

我听到草明同志去世消息后，第一个想起她的往事恰就是这件事。由此才回忆起对她的整个印象。草明同志走了，也因为这件事，更使我感到草明的作品和作风，带有走过艰苦革命历程、直接受到毛**政治、文艺理论教育和影响的一代文人的共性特征。这是为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文学做出不可替代成就的一代文人。

漫忆汪曾祺

曾祺西归，报刊约我写悼念文章我婉拒了。心中乱糟糟的，几句悼文能表达多少哀思？安定下来后，再冷静记述回忆更好些。曾祺人缘好，朋友们写的悼念文章各报刊都能见到。并不缺我这一份儿。

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建国后我结识得最早的朋友。说这个没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尘莫及，是后来的事。47年前还处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阶段。曾祺虽已出过集，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还挂点阴影，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斤澜在台湾是地下党员，蹲过国民党军事监狱，九死一生跑回来后只着迷写剧本，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至今也没听说有人上演)，相比之下当时处境最顺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写工农兵，在“批判武训传”等“战斗”中表现得既“左”又“粗”。文章虽写得平平却被认为“党性较强”。我与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他俩没嫌我“左”得讨厌，我也没觉得他们“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对这二人细品起来还有区别。跟斤澜是北京人艺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进北京文联。完全平起平坐。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烟，谁也不等对方招呼。只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捡。他要烟却目标分明。给次的他不要，指着我的口袋喊：“凤凰，凤凰，你有好烟在兜里揣着呢！”。我只好把藏着的好烟拿出来共享。对曾祺我当兄长对待。写文章虚心地听他批评；读书诚恳地请他指导，连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曾祺家住东单三条，文联在霞公府，上下班经过王府井。路边有个小酒铺卖羊尾巴油炒麻豆腐。他下班路上常拐进去“吃一盘麻豆腐”，他约我去，由他付钱，麻豆腐之外每人还要二两酒。他并不劝酒，只是指着麻豆腐对我说：“光吃麻豆腐太膩，要润润喉。”说完就抿口酒。我亦步亦趋，吃一口麻豆腐润一下喉，没多久酒量就上了新台阶！

讣告上说曾祺“终年77岁”，可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时他才交“而立之年”。中国人提倡“老要张狂，少要稳当”，汪曾祺算个典型。若只见过他古稀之后的“张狂”相，绝想不出他年轻时稳当样儿！他30岁时的扮相是：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楂，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凤滩羊皮长袍，纽绊从未扣齐；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未曾擦油；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说话总是商量的语气，没见他大喊大叫过。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整洁，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他担当的角色。也没法不暮气。他是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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