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品，而且是表现恋爱应该服从革命的作品。它的主题的积极性正标志着丁玲从自己思想苦闷的低谷走出，向革命靠拢和决心投身革命。而那异常真实细腻的笔触，更把这幕动人的爱情悲喜剧描写得淋漓尽致。主人公丽嘉从失去爱人的悲痛中挺身而起，准备投入革命的浪潮，与原型王剑虹悒悒以终不同，这正说明作家本人思想的跃进。事实上从1929—1930年，丁玲在胡也频的影响下，世界观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很快都加入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胡也频还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左联执行委员和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三十年代伊始，丁玲的创作可谓面貌一新，她先是推出《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在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牺牲后，她不但毅然接受主编《北斗》的工作，加入了共产党，还陆续推出《在一个晚上》、《从夜晚到天亮》、《我的自白》、《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田家冲》、《一天》、《给我所爱的》、《多事之秋》等一系列的和诗文。丁玲不但是“革命加恋爱”的时代性题材的开拓者之一，而且是最初描写工农并为此而亲身去体验工农生活的作家之一。为她带来巨大声誉的以十六省大水灾为背景的《水》以及《田家冲》、《法网》、《消息》、《某夜》等作品，标志丁玲的笔触从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转向了工农劳动人民。尽管这种描写还欠深刻，毕竟她和当时的左翼作家一起，在鲁迅当年《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所开拓的道路上又迈出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即正面描写和歌颂了劳动人民的革命反抗与斗争。就丁玲个人来说，更标志她的视野从女性的**悲欢和不满的个人性题材转向了表现广阔的社会苦难和阶级矛盾；也可以说作为女作家，她从最初性别鲜明的写作转向了无性别写作。1932年底到1933年5月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期间，她已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革命作家。鲁迅曾经这样评价左翼文学运动：“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之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的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鲁迅还预言：“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包括左翼文学运动，当然也有它的缺点和局限。但它确实代表着中国前进的方向，代表着中国文艺和文学的未来。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而，丁玲为左翼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人们自然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评价。

国民党反动派对丁玲的绑架并没有动摇她的革命信念和信心。在南京与敌人三年的周旋中，她始终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或抛头露面，也不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被拘禁的后期，国民党特务机关表面上让她租屋居住，但住房仍在国民党特务的住宅中，形式上有了些自由，实际暗中还被监视。这当然使丁玲感到痛苦，她曾在《意外集》所收的《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生活》和《团聚》等作品中描写了这段生活及其心情。这个集子还附录有她写于被捕前的《莎菲日记第二部》、《不算情书》、《杨妈的日记》。关于南京这段生活经历的回忆，后来她曾详细写在出版于八十年代的《魍魉世界》一书中。

使丁玲的声名再次鹊起，是在她到达陕北以后。从1936—1945年，她大部分时间生活于革命圣地延安，虽然其间多次到过抗日前线，包括率领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山西前线。1942年她有幸亲身参加毛**召集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过毛**那篇后来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著名讲话。从此，她坚定地沿着这篇讲话指引的文艺道路前进。在这十年间，丁玲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创作了大批作品，包括诗歌、、戏剧、速写和报告文学。这确实都是如毛**所号召的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文学。例如，初当红军时所写的《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东村事件》、《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挺进山西时所写的《冀村之夜》、《河西途中》、《临汾》、《孩子们》、《马辉》、《西安杂谈》、《压碎的心》、《重逢》、《河内一郎》；在延安后方所写的《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入伍》、《十八个》、《二十把板斧》、《在医院中》和《田保霖》、《三日杂记》、《记砖窑湾骡马大会》以及《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等。在这些作品里，她为读者展现了自己所耳闻目睹的红军将领和战士，前线的干部和受尽苦难与屈辱却勇于反抗、不怕牺牲的人民，还描写了后方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劳动模范，还有反战的日本士兵。她的这些作品，虽然大都写得匆匆，来不及精雕细琢，却皆满怀战斗的激情，充盈着对笔下人物的同情和热爱，洋溢着凛然的大气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对于当时广大的中国读者，它们不但是来自前线、来自新世界的宝贵信息，而且是鼓舞他们信心和勇气的飘扬自北方的猎猎战旗。

在陕北，丁玲先后担任过中国文艺协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任委员等领导工作，主编过《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她通过自己的工作，跟当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一起，不仅把左翼文艺运动的努力继续往前推进，而且在毛**文艺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为中国人民革命文艺的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石。

而抗日战争的胜利带来丁玲创作的又一转折，使她有可能开拓新的题材，把握新的样式，攀登新的高峰。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丁玲随军到了张家口。本来要到关外，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交通一时中断，她便参加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到了河北怀来、涿鹿一带，最后在温泉村参加了土改的全过程。这是中国长期受到封建统治的地域所经历的深刻变革，是使地主阶级被推翻，而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却翻身做主人的伟大变革。它深深激动着丁玲的灵魂，促使她产生写一部长篇的强烈愿望。这就是1948年她完成并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过去只写过一部没有完成的长篇《母亲》，那其实是纪实性的作品。因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仅是丁玲完成的第一部长篇，也是当时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它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背景中展开了北方农村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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