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等，有的甚至基本错误。但她的大多文章至今仍不失有历史的认识意义。特别是新时期，她的评论文章，如《我读〈东方〉》、《一朵新花》、《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赞〈陈毅市长〉》、《我读〈洗礼〉》、《漫谈〈牧马人〉》、《我读〈高山下的花环〉》等，都充满喜悦的激情，对新涌现的佳作，作出卓有见地的评述和推荐。她的评论力求顾及作家作品的全人和全文，做到“知人论世”。她的评论文字还往往具有一种豪迈的气势，这是为她的思想和风格所决定的。她走向革命后便看重文学反映壮阔的历史现实，描写人民的丰功伟绩，鼓舞群众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而对于过多描写家务琐事、风花雪月、儿女情长总不以为然。她的评论很注重作品思想性的分析，但她并不忽视艺术性。她不把艺术性简单地理解为作品的形式和技巧，而着重分析形式和技巧如何有力地表现了正确的思想内容。

丁玲的文艺观经历了从早期的人文主义、现实主义到后来马克思主义的演变。特别是到达延安以后，她成为革命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思想，学习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她完全把辩证唯物史观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从那时起，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她在自己的系列文章中都一贯强调现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强调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她完全赞成毛**所提出的作家一定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工农兵，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立场转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这边来。她的文艺理论文章中还总结了自己作为作家的许多艺术经验，对艺术形式和技巧，包括语言的运用等许多方面，也作了卓有见地的论述。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总不渝地宣传文艺与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要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服务；她反复阐明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提倡文艺应该把反映现实斗争和表现革命理想结合起来；她十分重视文艺的特性和规律，倡导艺术创新，倡导典型化、民族化和大众化，反对墨守成规，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脱离生活的胡编乱造。尽管丁玲不是专业性的文艺理论家，对文艺理论的许多问题她并非都有深入的研究，可是，在文艺的社会作用，文艺的特性，文艺与政治、人民、生活的关系，以及文艺的继承和革新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她都捍卫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由于她以作家的经验现身说法，她的理论文章更有亲切、朴素的特点，娓娓而谈，自然流畅，对于青年作者尤有说服的力量。应该说，她的理论批评文章跟她的文学创作一样，也是我国文学界的重要思想遗产。后人会从她的评论和理论论述中，得到有益的营养和智慧的启发。

六

这部十二卷的全集，是在十卷本《丁玲文集》的基础上加以增补编成的，另外，我们在编排上作了必要的调整，对内容重新进行了注释。增加的内容主要是过去未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以及部分过去虽发表过但未曾收入文集的讲话和文章，还增补了丁玲亲属提供的部分日记和丁玲给子女和亲友写的书信，以及她遗稿中清理出来的若干随感性文字。她未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如在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授奖仪式上的讲话和在莫斯科广播电台所作的《苏联文学在中国》的讲话等，以及虽发表过但未收入《丁玲文集》的，如《序〈胡也频诗选〉》和《批判萧军错误思想》及对胡风问题表态的《敌人在哪里？》等。后两篇文章今天看来自有不妥之处，为保存原来的历史，都一如原貌未加改动。此外，为了方便读者检阅和研究，还编写了丁玲生平与创作年表附于全集后；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丁玲的《母亲》这部作品，全集中还附录了她母亲余曼贞女士遗下的回忆录和旧体诗词。这些诗篇朴实无华，却无不出于真情，并饶有诗意，从中不仅可以看到老人高洁的生活情怀，也可以领略到老人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富于想象的诗才。让人感到，她的女儿所以能走上文学之路并取得杰出的成就，与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是分不开的！

我所以被推为全集的主编，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副**张锲同志的主意。原先出版社请他担任主编，他却因为我是丁玲研究会的会长，便力荐我来做这个工作。丁玲是我所敬重的老一辈作家，又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的原副**，我跟我的爱人王淑秧两人于八十年代确曾写过一本研究丁玲创作的著作，因此，我似乎也不好再作推托。幸亏丁玲同志的儿子蒋祖林和对丁玲著作素有研究的王中忱同志作为副主编，承担了全集的大部分编辑工作，这就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河北人民出版社为顺利出版这部全集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里我尤应表示自己由衷的谢意！

2001年11月于首都望京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