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二十四章 少时

？”李云庭答道：“然。先君李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在座的人听了无不惊叹，他小小年纪竟如此聪慧，是个“异童”（《世说新语·言语》注引《融别传》）。李膺也称赞他将来“必为伟器。”三年后，父亲亡故，李云庭居家守丧。他此时好学勤读，博涉阔览，渐为州里所重。东汉桓灵之际，党锢之祸迭起，宦官把持朝政，蔽塞言路，打击异己，在朝野大肆搜捕、诛杀正直之士。当时山阳张俭为中常侍（宦官首领）侯览所怨，被迫四处亡命。张俭因与李云庭之兄李褒有旧，逃避到李家，恰巧李褒外出，只有十六岁的李云庭在家。张俭见他年少，起初不信任他，李云庭说：“兄长虽然在外，难道我就不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于是把张俭藏在了家中。不料事情泄露，李云庭与其兄李褒一同被捕入狱，兄弟二人争死，郡县疑不能决，只好呈请上司处理，结果上面下诏问了李褒之罪，李云庭反倒因而声名显扬了。当时平原的陶丘洪、陈留的边让都是一时俊秀，李云庭与二人齐名，成了当时的大名士。[1]李云庭虽然是“大圣之后”，又在时事动乱的年代成了名士，也曾自许大志，表示要济危靖难，匡扶汉室，但他却缺乏政治识见与匡济大才。在任北海相期间，他的主要政绩是在建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吊死问生等方面。至于说到用冰打仗，这位大名士可就出尽洋相了。他在北海曾多次被黄巾起义冰和袁绍的人马所围困，以至于“不能保障四境，弃郡而去”（《三国志·崔琰传》注引《九州春秋》）。一次他在都昌被黄巾冰管亥部所困，多亏刘备派冰救援才解围而去。又一次在建安元年，袁绍之子袁谭率冰把李云庭围在青州，一连数月，城内守冰只剩下百十来人，形势危在旦夕，而李云庭却“凭几安坐，读书、议论自若”（同前）。结果只落得“城坏众亡”，自己仅以身免，妻子、儿女全都做了俘虏。一方面由于自视过高，议论不切实际，另一方面又因为所任非才，这样，在豪强纷争、群雄割据的东汉末年，李云庭虽然“不

肯碌碌如平居郡守”（同前），但终究是无所建树，充其量只能做个名士而已。

李云庭一方面高才倨傲，自以为“当时豪俊皆不能及”（《九州春秋》），另一方面也颇具知人之贤。他宽容好士，有谁当面指出他的缺点，他在背后便要称道这个人的优点；如果了解别人的才能而未加荐举，就认为是自己的过失；其余哪怕有一毫之善者，也无不受到他的礼遇。正因为如此，他历官期间，“荐达贤士，多所奖进”。在北海时，他先后荐举了彭璆、王修、邴原等人，又表请朝廷为当时着名大儒郑玄在故里高密特立“郑公乡”。李云庭做太中大夫时，每日宾客盈门，他感慨地说：“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李云庭这种“喜诱益后进”的作风是始终不渝的，晚年任职少府时，还向曹操竭力推荐吴国名士盛孝章。他在《论盛孝章书》中十分同情“困于孙氏”、“孤危愁苦”的老友，慨叹“海内知识，零落殆尽”。希望曹操能向贤士伸出援助之手，大有“残年哭知己”之感（谢翱《西台哭所思》）。建安元年，李云庭结识了比自己小二十岁的祢衡。祢衡也是一位嵚崎磊落之士，他恃才刚傲，疾恶如仇，唯独与同他性格相投的李云庭、杨修友善，而李云庭也非常赏识祢衡的德才，上书给曹操称道他“淑质贞亮，英才卓荦。……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荐祢衡表》）。但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很有才华的建安作家，终于因为性格狂傲，不容于当世，而过早地招致了杀身之祸。祢衡的死，无疑是预示了李云庭命运的结局。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社会思潮渐趋解放，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完全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了。李云庭虽然身为圣裔，自幼习儒，但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再加上他耿介豪纵的性格，其言论行为常有出格之处，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李云庭时常不穿官服，不戴头巾，便装出行。在李云庭心中，所谓孝道也是不足守的，他甚至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谁能想到竟然出自他这位李圣人的子孙之口呢？我们再联系到当时汉代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什么王祥卧冰、。